平乐三江口：南洲新城区、桂江二桥、桂江首景（印山亭）。

　　 漓、茶、荔三江合一的桂江，是目前桂北江河中，唯一最大的综合性航道，而且驻集了附近荔浦县和恭城县水上航运公司。解放初期，陆路发展很快，原来水路直通湖南桃川的茶江，因陆续修建了一些电站，于是慢慢停航了。七十年代后期，原航线直达荔浦马岭的荔江，也因修建电站，不再通航。剩下的漓江，因桂林突出发展中国一流的旅游产业，也基本上抑制了传统运输业。这迫使桂江之上的三江船民不是很早上岸定居改行，就是集结于桂江从事航运，要不然仅存的个别船民，也只得依靠河上捕鱼，勉强维持生计，有如沙子镇的少数船民那样。桂江的船民，大规模的上岸，还是近十几年的事；即使这些船民上了岸，一时还很难适应岸上人的生活方式，其行为、思想、心理、观念仍然保持着十分浓厚的族类特点。现在桂江上，以船为家的船民，就有四百多家。这些船民主要集结在平乐县城、长滩、大扒、广运等地。所以，就大桂林这样的特定地域环境范围，在荔江、茶江、漓江上，已没有多少户依靠水上生活的船民了，船家文化也流逝得很彻底、干净，几乎失去了还原这种生态文化基础的可能了。唯一硕果仅存的就是我们平乐段的桂江了。我们尝试某种话题，首先就要寻找现实依据，而不能想当然。目前，这个依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船家族类文化主要结构及历史解构方式；船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方向；船家族类文化的可比性特征及现实应用原则；平乐桂江船家文化之于船民面临的现实困境之摆脱与抓住机遇之思路问题；构建“文化广西”、“文化桂林”-----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化与发展平乐桂江旅游中之“平乐桂江船家文化”之战略关系；如何适应游客心理，并创造性地整合桂北大旅游圈里最具特色的桂江水上船家文化旅游资源及水上现代运动资源，使之成为桂北传统文化产业系统工程中的条件构成基础。以下，我们就先从平乐桂江船家历史文化的一些现象中闲谈起。

　　 在人类文化族类研究中，学者比较统一地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少数民族中的过山瑶是一支陆上的“漂泊民族”，船上人家则是一支水上的“漂泊族类”。为什么船上人家是一个群体生活现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这主要取决于这支水上族类广泛生存的地域环境与文化习俗基础。无独有偶，平乐至今还存在这两大文化族类现象。至今为止，平乐的过山瑶可号称是中国最后一支陆地上的“吉普赛民族”，平乐的桂江船民则是桂北最大一支水上的“吉普赛人”。从共和国的资料库中反映，中国最后一批安家落户的“过山瑶”在我们平乐。应该说，这个资源是很独特罕见的。而平乐桂江船民的资源，在桂北这个特殊的地域范围内，也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事实，有目共睹。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主要是从族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群落未明了的结构特点及分类走向成因。在此，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则是顺着学者专家们的研究路线，为发现其中之于我们当下可利用的资源。这之中就折射出，族类文化符号里符合现代人心理审美需要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就是要从这样的视角，收集整理这样的资源，把传统与现代唯系在一个共同文化意义的平衡支点上。换言之，我们应该从特殊族类的风俗流变中，选择构建我们平乐现代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元素。比如，发展桂江船家水上旅游与解决贫困船民生活现状之关系，原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策略等文化之议题。

　　 在这里，我们应根据旅游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必要从族类文化现象的特定情景里，沿着专家学者们对船民文化研究的坐标系统，进行理性地分析与选择，来进一步提升与扩大我们当地桂江船民自己的文化品质及内涵。在我们平乐，无人不知桂江船民，甚至很多人不是船民，也同船民有着非常亲近的姻缘关系，其他的诸如朋友同学熟人的关系，几乎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船上几姓人中的黄姓，就有十多万人。一些远离了水上，定居于陆上，但文化渊源的依附关系仍然存在。一个身处社会边缘的庞大族类，千百年来鲜为人所知（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个实验，不仅所知无几，甚至于我们版主，也一知半解。即使在国际互联网这个庞大的网络世界里也是语焉不详、片言只语），这肯定有很深的社会原因。这样的问题，在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如这个时期破解更有现实意义。以前的研究成果，只是表明文化权利上的平等，现在我们当地政府，则是试图从文化上予以开发利用，至少算得上是尊重了这些族类文化主体的权利，注重了这些族类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历史上，形成桂江船民这样的族类群体，是一种必然。人类的文明始于江海。贩夫走卒，泛滥之上。一个漂泊或游走的族类，与农耕文明社会若即若离，千百年来，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就有了多元的特征。这种多元的特色，就是文化中习习相循的基础。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共同性中了解到更多奇特的文化个性，并以美感体验地参与方式，直接走入这种多元文化构成的奇风异俗的神秘世界。按讲，桂江船民，也符合早期的“蛋家”定义。关于“蛋”之称呼来历，专家学者们还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附会成，船民-----有如漂泊于江河上的“蛋子”，因此称为”蛋家”。也有从“蛋”字的地方语言发音上探寻这种文化的根源。总之，专家学者在船民文化研究中，共同确认了一点，即船民是衣、行、居、食生活于上水上漂泊的族类。所谓“蛋”之称谓与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有关。造成这些学者专家们难于斟别是是非非，还原于平乐桂江船民发黄族谱的失真。在封建时期，华夏的主流文化来自中原。一些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华大姓族谱时，惊讶地发现，我们中华姓氏的很多族谱，不同程度地存在附会华夏主流文化的嫌疑。我们在这里提及的附合，主要是指掩盖本族类真实的历史，进而修改、乃至篡改家族历史，迎合那个时代的势力行为。这与我们提到的民族融合有本质上的区别。就象一些少数民族同汉人通婚后，虽然生活习俗变了，但有关民族特性的记忆还保持得相当完好。也可能船民分布的地域广，是一个宽泛的族类，他们比纯粹的少数民族更容易改变的原因。这还说明一个史实，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船民，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在很多特定的场合，其独特的文化处于社会的蔽障之下。这种现象至今还存在，很多船上人不敢在公众场合承认自己的出身。一个不敢承认真实身份的人，当然不可能承传祖上的文化。这也证实，所谓的主流文化习惯势力往往是扼杀个体显性文化习俗的凶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泛滥无度，就是主流文化的霸道行径。在今年的全国文代会上，温家宝总理对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提出了质疑。我们在平乐桂江船民宗祖簿上，看到了同样的神话现象。这种现象，在各大姓氏名门望族里都存在。如，平乐桂江船民最近的祖先分支来自广东珠矶巷。“广东珠矶巷”这个地方就象如今的深圳，成了包容天下所有人的代名词。专家学者们在论证这个现象时指出，广东珠矶巷是当时封建势力影响最弱小的地方，它事实上容纳了所有外来的落荒者。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近代社会很多姓氏祖先最可靠的来源地。有很多族类，在解放初期，甚至是解放后期才把这里确定为自己近祖的分流地。近祖之上的源流，远没有那么严格，很多姓氏族谱，干脆就往中原主流文化盛产地域上杜撰。主流文化有一个最大的主体特征，就是先祖在朝中当官，之后是被迫害流落异乡，这样记载目的是为了彰显主流文化中的品德至上，再接下去就是人丁兴旺，炫耀家门，以便延续后人香火，最后是家族再度分流，遵循着农耕社会最基本的规律等等。即使令我们存疑的平乐桂江船民族谱，也有其沿袭附合所谓的主流文化之说的深层社会历史动因。在当时，船民们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社会的弱势地位，才有意识地掩盖与众不同的族类文化习俗，而不情意地附合已僵化乏味的主流文化。这种行为，不仅不会影响其风情文化习俗的优势地位，反而会使平乐桂江船民的历史文化更富有传神性的色彩。

　　 在上面，我们简略地提到了不了解或忽视了平乐桂江船民历史文化深层的社会成因，是造成平乐桂江船家文化一直处于社会主流文化边沿的真正原因。我们引用这样多的事实来品评平乐桂江船民历史，就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不要因为自己对平乐桂江船民缺乏了解而又拒绝深入，从而把自己当成真的无知对象。当处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需要把某种独特的族类文化风俗定位于一种较高的价值地位时，这些族类的文化就会从原来的隐性浅层面走向显性的深层次，重现于民族文化之林中，并很好的发挥其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作用。现代人为什么要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走过的历程？这个道理就象作为正常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回忆自身成长的过程一样简单。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作为个体的本能需要。所以，我们一些人不必对这样的话题存在什么困惑。我们也是试着从这些文化发展现象中，探寻一些对我们平乐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有意义而又易于把握的规律性。尽管我们探讨的话题，还没有成熟，当然也永远不会定型。但作为一个地方真实存在着的族类文化现象，我们不可能文过饰非，视而不见。何况这种特殊的族类文化资源，经过我们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后，也可能会对我们平乐今后的经济社会起到一定地促进作用。

　　二是，既然平乐桂江船民文化有其鲜为人知的深层历史成因，应该说具备了“文化开发”的基本条件了。随着现代社会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强烈呼吁，并要求政府加强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掘工作力度了。而且政府也开始从大众审美的角度上，提升了很多文化现象的品质，还突破了以往单纯为保护民俗文化而采取的消极保守不力的政策界限。这就是传统将面临消失时的一些理智行为，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比较合理地解决现代与传统矛盾的良策。平乐桂江船民文化源流中的祖先现象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那么这样的族类文化岂不更加神奇有趣？如果把这样的神秘族类群体文化放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环境背景下整合运作，假以时日，在整个桂北，不就成了一道十分独特而亮丽的旅游风景了吗？